美国2009年的全国年度教师托尼?马伦非常特别，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特殊教育教师——他的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感与行为障碍，还因为他的教龄远远不及他的警龄——他在做教师之前当了21年的警察！教师和警察有什么共同之处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警察教师”成为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典范和代言人呢？近日，美国《教育周报》对托尼?马伦进行了专访。

记者：你是怎样知道你当选今年的全国年度教师的？

这有点像一个国家安全机密。我们——四位全国年度教师的最后候选人——得到的指示是，在我们到华盛顿去作陈述并接受面试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会得到电话通知。如果给你打电话的是这个评选项目的主任乔?奎安，那意味着你没有最终当选。如果打电话的是州教育行政长官，那意味着你当选了。

那天我正在上课，学校秘书告诉我，康涅狄格州的教育长官马克?麦克莱伦要我接电话。那一刻，我就知道结果了。我想补充的是，在接到电话之后，最难受的是你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你的学生和同事，因为正式的消息发布要在几个星期之后。

记者：那你的学生是怎么知道的？

我去华盛顿时，学生们就知道我入围了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他们欣喜若狂，很多家报纸的记者来到我们学校，采访他们，给他们照相。我想，或许他们在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如此重要过。我还珍藏着刊登有他们照片的报纸。

记者：能谈谈你在华盛顿的经历吗？

整个经历让人难以置信。我去了总统办公室，跟总统会面，然后来到了玫瑰园。即便此时此刻，我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一开始我被领到紧邻总统办公室的罗斯福办公室（Roosevelt Room），我坐在那里等候，然后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8分钟后，你进入一扇上锁的门，它在罗斯福办公室的尽头，需要经过一段不长的走廊。然后，你会被带进另一扇上锁的门，进到总统办公室，在那里，你会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

后来，又有一个人走进来对我说：“总统先生会晚一些，他会在11分钟后见你。”我深吸了一口气，斜靠在进来的门上。大约不到30秒的时间，通向总统办公室的那扇门开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嘿，托尼！你好吗？”我转过身来，发现这就是总统先生。

记者：你的教师职业轨迹很不寻常，你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在成为教师之前，我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21年。受家庭条件所限，我在30多岁的时候才圆了我的大学梦。那时候只有一所大学——长岛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特殊课程，能够适应警察变化无常的工作时间。我获得了B.A.文凭，后来继续上学，获得了教育专业的硕士。

记者：在教学过程中，有什么让你想起你做警察的经历吗？

显而易见，做教师和做警察都是公共服务的专门职业，除此之外，二者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职业都会让你在很短的时间跟陌生人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关系，在他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关口，你涉入了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警察，这种关系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你通常处在一个危机中，对方在经受悲痛，你必须立即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决定。在教学中，你面对的学生同样处在痛苦之中，不过，所幸的是，你有更多的时间跟他们相处。这两个职业都需要有关爱之心的人，即真正希望改善他人生活的人。教师拥有极好的机会去帮助学生，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我始终想做的。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你执教的学校吗？

阿奇学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很多方面，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像一个家庭，有时运转良好，有时乱作一团，但这恰恰使我们的学校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学习之所。在这里，年轻人慢慢成熟，不断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人的需要。我们要教很多学术性的课程，但我们始终会在课堂上不知不觉地给学生渗入有关如何做人的教育——教给他们所谓的“软技能”——沟通技能、生活与社会技能。我的学生中，太多的人从来没有从他们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受益。我们在学校里有机会给他们人生的教益，因为我们跟学生们有着更紧密的关系，有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能更好地关照到他们的情感需要。

记者：面对这些棘手的孩子，你是怎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

我在一次演讲中曾引用过托尔斯泰有关幸福本质的一句名言：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总是记着这句话，因为它就是我学生的写照。他们经受着抑郁、双向情感失调（抑郁-躁狂）、焦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困扰。我们学校的教师对这些学生的教育都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真正的需要，这是他们从日程死板的普通高中所得不到的。

我们不会装作像心理治疗师一样，我们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心理学家，我们只是在用我们的耳朵倾听。如果有学生经受严重的情感困扰，我们会聚在一起，找到一个让这个学生过得更加阳光的办法。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跟有各种麻烦的年轻人打了30多年的交道，包括最可怜、最抑郁的孩子。如果你给他们一点时间，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就会开口跟你说话，因为他们也在寻找答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我们的态度很严肃，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跟他们的对话是怎样的，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记者：在你的全国年度教师申请表上，你写了你辅导一位遇到很大困难的新教师的经历。在你从教的早期，谁辅导了你？

在我做教师的第一年，我听过戴安?罗达好几次课，她是蓝山初中的一位艺术教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注意到，同样一群孩子，在有的老师的班里完全失控，但在有的老师班里却学得很好，其中就有罗达的班。她在孩子面前有一种魔法。

戴安?罗达不仅教给了我做一名好教师的组织技能，她还始终跟我谈学生的状况。当我来到这所高中的时候，我已经从罗达那里知道了，无论学生看上去有多么愤怒，在背后总有一个故事。她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有爱心、有办法的教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

记者：你曾在公开场合提过，你是有意寻找一个高难度的教学职位。这对你最初对课堂的态度有什么影响？

当我走进教室，我没有想他们是爱我的，所有事情都会顺理成章。我知道，我会面临挑战，我的工作会非常艰难。因为，我在警察局工作时就跟很多这样的孩子打过交道，尤其是我在毒品小组工作的经历，让我接触了很多毒品黑帮。

我做警察时遇到的孩子，跟我现在教的孩子是同一类型的。当你取下他们戴着的面具，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一个14岁的孩子，他们只想做一个14岁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貌似20岁的雇佣枪手。

记者：你还公开谈到过激情在保持孩子注意力方面的作用。激情与注意力有什么联系？

有行为和情感失调症状的孩子，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都被呵斥惯了。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呵斥与大嚷大叫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课堂上，大嚷大叫和过于严格，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们需要的是秩序，因为他们来自一个混乱的生活环境。他们对激情很敏感，他们能够感受到它。一旦他们感受到你真的关心他们——不只是关心他们的现在，还关心他们的将来——他们就会对你敞开心扉。这样，他们在你的课堂上就会很少出现行为问题。

记者：在玫瑰园的全国年度教师颁奖典礼上，总统先生谈到他和第一夫人都没有漂亮的家庭背景。他们都讲过教育拯救孩子于困境中的伟大力量。你是如何对你的学生传递这个观念的？

我对总统先生的这番讲话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太多的孩子，尤其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因其所处的困境而心生无助感。他们过一天算一天，看不到为未来付出有何意义。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的学生，生活会变得更好，起点不是命运的终点。尽管我没有跟他们分享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遭遇的所有不幸，但我确实让我的学生知道，他们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跟学生之间有着一条无需言说的情感纽带。

记者：接下来的一年对你来说会是什么样的？

这一年我会暂停我的教学工作。全国年度教师是一个为期12个月的职位，从今年的6月1日开始，到明年的6月1日结束。我会向很多教育组织、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发表演说。我也希望能够接触到做警察的人。

我希望让我认识到的美国教育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辍学危机——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今年全美国有100万名学生辍学，他们的前景暗淡。没有高质量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他们无法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这些辍学者总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找到工作。二三十年前或许他们能够在工厂里找到活干，有一份不错的工资，但如今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领袖需要知道，今天的辍学者实质上是没有就业能力的，他们没有能力在全球的市场上竞争。

如果在我们大致1400万名高中生中有120万名辍学生，这无疑是一大嘲讽。

记者：那如何才能解决辍学危机呢？

目前防止辍学率上升的解决办法不是将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都放在高中和所有关于学业的事情上。让每个学生拥有一个不错的学历背景是很重要，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职业教育。目前，大多数高中都以让学生上大学为导向。但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准确地讲数百万学生，希望像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那样，用他们的双手劳动。他们不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想去建设，去创造，去设计。但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因为太专注于让他们修更多的科学、数学、历史，所有这些课程都是为了上大学，让他们错失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

记者：教育部长阿内?邓肯能成为你的听众吗？

我希望会的。我们在白宫交谈过，在那天的晚宴上，我就坐在他的旁边。我们谈了大约40分钟。他非常投入，我们对于辍学危机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他在最后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到教育研究生院作演讲，尤其是在讨论辍学问题时。我告诉他，我非常乐意。